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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新闻报道的差异性在那些方面

摘要:国内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大多只报道伤亡人数而忽略掉遇难者的姓名。国外的很多报道却利用人文主义精神,将遇难者的姓名、身份等信息公布出来。本文通过对中外报道方式的差异性研究,得出新闻报道应该注重人文主义和人性化的结论。  关键词:灾难事件遇难者报道人文主义人性化  引言:现今国内的大多数媒体都对灾难事件的报道讳莫如深,受众难以从传统媒介获取到有关遇难者姓名、身份等信息,造成很多受众不满。而国外,特别是美国在灾难事件的报道中则会及时公布这些信息。本文试从不同的角度对比分析中外灾难性时间伤亡人数报道中的差异。  翻看现今国内的新闻报道,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报纸、电视,在报道一些重大的事故或自然灾害时,很少有将遇难者、伤者和失踪人员的姓名公布出来的,使得很多当事人的家属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亲人的消息,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下面是一条最近的新闻:  截至2月29日下午,河北省赵县克尔化工厂爆炸事故死亡人数上升至17人,另有46人受伤。前一天的伤亡数据为:13人死亡,43人受伤。两天内通报的伤亡数字,均没有提到失踪者。实际上,部分家属一直在到处奔走寻找事故发生之后失去联系的亲人。(新京报3月1日)  从文中,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这种模糊报道的缺点,那就是,含糊其辞的报道,致使受众难以找到自己所关心的信息。对于失踪者家属而言,他们并不关心领导是不是到现场指挥,这座工厂在出事前是什么样的生产状况,他们只想知道自己的亲人到底是生还是死。当然,由于受众的不同,对一个报道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不过从这些家属的观点看来,之前关于这次事故救援的报道都是不成功的。  回过头去看我国之前发生的一些特大事故,例如在2011年7月23日温州甬温线特大动车事故的报道中,开头几天的报道都只是零星地提到一些获救人员的消息,而失踪者和遇难者也只是冷冰冰的不断上升的数字。在这些报道中,大量充斥着领导的指示和模糊的救援现场报道,以至于当网络上曝出“事故现场掩埋车体”的消息时,国内一片哗然。直到7月27日,事故处理现场已经基本清理完毕,新闻媒体才逐渐公布出具体的遇难者名单。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新闻报道的一个失职。  国内媒体不报道遇难者姓名的原因分析  学过新闻,或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应该听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群人的死亡只能是一个数字。”的确,在众多的灾难报道中,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XX人遇难,XX人受伤,XX人失踪,很少会有媒体将遇难者和失踪人员的姓名及时公布出来的。  当然,有一般就有特殊,在1980年北京火车站发生的一次爆炸案中,9名遇难人员的姓名和职务都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这算是国内灾难性新闻报道的一次创举。但是当时这一深受好评的改革措施却并没有被当今的编辑和记者采用。  究其原因,不同的人可能也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最容易想到,并且为大家所接受的就是版面编排的因素。  对于商业性报纸而言,版面可以说是寸土寸金,为了节省版面,很多媒体都会把新闻稿件进行大幅度的压缩。通讯变成消息,消息变成短消息,除了头版头条、国家首脑的活动、法律条文和从其他媒体全文引用稿件之外,都是能省则省。而省下来的版面既可以做成广告,也可以增加一条短消息,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个原因是很多遇难者姓名难以查证。由于警方或事故调查组的保密规定,记者无法在短时间内得知确切的遇难、受伤和失踪人数以及他们的确切姓名,媒体便选择将遇难者姓名这样的报道留在了后续报道中。比如温州动车事故,山西煤矿坍塌事故等,都是因为相关人员隐瞒遇难人数,记者无法得知具体详细名单,致使报道中没有提及遇难人员情况。这也就是有的媒体在几天或者一周之后才公布遇难者信息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媒体害怕在报道中出现错误,将生还者错登为遇难者,造成假新闻和错误报道。同时,很多遇难者家属因为家中老人和孩子的关系,也不希望看到自己亲人逝世的消息被公开报道,媒体出于对其意见的尊重,也不会报道遇难者的姓名。  第四个原因则是用中国的国情和政治性来影响的。媒体从业者都知道,在中国做新闻报道需要不只是考虑到事件的新闻性,更多的还要考虑到其中是否隐含了政治因素。很多重大事故的发生,就意味着当地的政治局面将发生一定的变动,为了媒体今后的生存,很多媒体在新闻报道中选择涵化一部分的事实,或者刻意忽略对于遇难者的报道,转而将镜头对准现场指挥的政府官员。  但是出于政治、宣传、查找失踪人员等方面的考虑,国内一些报道也依然会将遇难者或失踪者的姓名进行公布。比如在今年2月20日关于陕西3名地质队员在可可西里失踪的报道中,将三人的姓名、照片和职务都进行了公布,希望可以借助民间的力量来寻找这三名队员。而在2010年海地大地震中遇难的中方维和人员,也通过各种媒体进行正面报道,达到了一定的宣传效果,对他们的牺牲作出了肯定。 国外媒体灾难事件的报道经验和原因分析  在国外的报道中,如果是出现重大伤亡的事件,一般情况下会将遇难者的名单进行公布,有时还会附带一些遇难者生前的照片,以便于家属辨认。  如2007年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校园发生恶性枪击案,凶手打死32人后开枪自杀。对于这样一个恶性事件,美国多家报纸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报道,18日美国媒体便公布了其中29名遇难者的姓名和照片,20日更是将所有32名遇难者的名单和基本情况进行了公布。  同样是在美国,2009年11月5日美国胡德堡陆军基地发生枪击案,13人遇难。在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军方公布了13名遇难者的姓名和部分资料。而在美国911事件之后,美国官方也通过各种途径,将遇难的2998人(含失踪的24人)的姓名公布出来,并设立专门的纪念碑来祭奠遇难者。  同时,国外媒体在很多军事事故的报道中,也事无巨细的将其中的遇难人员名单进行公布。比如美国在2003年开始的对伊拉克军事任务中,截止2005年10月,共有约2000名士兵在战争中牺牲,《纽约时报》便在两期的报纸中,使用多个版面将这2000名士兵的姓名、照片进行了公布,得到各国新闻界同行的高度肯定和赞扬。  当然,也有特殊案例,比如在2009年菲律宾当地武装绑架并屠杀记者的恶性事件中,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官方将遇难者的姓名和信息进行公布。但是,其中很多遇难者的图片在全球各大媒体上公开发布,谴责地方恐怖主义的暴行。  为什么国外的媒体在报道恶性事件的时候可以毫无顾忌地对“敏感话题”进行报道?  原因之一就在于国外媒体的发行模式的市场化。以读者的需要为报道的第一准则,就像在对伊拉克战争中牺牲的美军士兵的报道,便是考虑到国内反战热潮和人民希望政府公布遇难者姓名的要求来进行的。换句话说,就是市场的需要是新闻报道的第一位。在基于新闻真实的情况下,受众对于那些敢于说话的媒体总是特别期待,其潜在的市场价值也会更高。  第二个原因就是新闻报道的人性化需求。同情弱者,谴责强权和霸权是普通民众的心理,很多媒体便抓住了读者的这一心理需要,从关怀弱者的角度,公布遇难者的情况,让他们的亲属心理得到告慰。逝者已矣,生者长存,使活着的人得到安慰比讨好当政者更能体现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新闻的价值。  第三个原因是表达媒体自己的立场。无论是谴责还是赞同,都是需要媒体做出表示的,而媒体的意见表达同样是公民意见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对新闻报道的要求是客观、公正,但是几乎没有记者或者媒体可以做到绝对的客观,不带有一丝偏向性,而这种偏向,既可以是记者自己的看法,也可以是公众的意见。所以,很多媒体为了表示自己的谴责,便将这些遇难人员的信息进行公布,希望引起社会的注意,委婉的表达自己的看法,让有同样想法的读者产生亲近感。  国外对于重大伤亡事故的新闻报道,更多的也是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和对家属的告慰,借着新闻报道这样的媒介,使更多的人能够从他们的遇难中找到些许有价值的信息,从而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惨祸。他们更多的是从人性化的角度来报道新闻,借助受众的判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新闻报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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